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钱法仁

　　法中委员会副主席AndréCHIENG钱法仁先生，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大学EcolePolytechnique、国立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 EcoleNationaledelaStatistiqueetdel’AdministrationEconomique及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d’EtudesPolitiques。钱法仁先生从1980年起就但任LouisDreyfus达采集团子公司Brambila布兰贝拉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是最早从事中法商务交流的法国公司。1988公司改名为AEC，钱法仁先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欧共体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河北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国贸促会名誉会员，钱法仁先生经常代表法国出席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会。钱法仁先生在法国出版的著作有《新丝绸之路》LesNouvelesRoutesdelaSoie(合著)和《中国实践》LaPratiquedelaChine。

　　2008年中法经济研讨会的圆桌会议的中心议题为：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其间利害关系何在？

　　两年多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中国的重点课题之一。在这点上谁又能指责中国？我们老说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难道中国应该就此满足？为什么要局限于只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廉价生产在别处创造和设计的产品？自主创新的出发点，我们不难理解。然而，该指导方针一经提出，在国际上立即引发了不安：难道中国想回到时代口号为“自力更生”的三十年前？换言之，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难道中国要再次闭关自守？随便翻阅一下政府文件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自主创新代表了发展三部曲的第三阶段：引进、吸收、自主创新。

　　“引进”意味着，中国在众多科学技术领域尚未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发展现阶段，首先应当引进比国内技术更先进的外国技术，然后进行有机消化吸收，而不是机械复制。也就是说，吸收并进行转化，就像食物经过消化，转化成身体能够吸收的营养成分。最后，土壤肥沃了，“自主创新”也就生机盎然了。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条发展道路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外国的立场来看则不然。的确，外国公司完全理解并接受，中国希望在本国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愿望。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如此，“跨国际公司”变成了“多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变成了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则变成了中国公司。可是，就算其子公司确实是中国公司，其中的部分也着实具备“创新能力”，但他们却不能“自主”。

　　这其间有一对矛盾：国际集团只转让先进技术给其控制的企业，而中国要求转让给中国占有控制权的企业。在一定数量的领域里，我们看到国际企业和中国当局这类型的冲突，导致了名符其实的双输局面：国际企业没能分享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方面也没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如何扭转双输的困局，实现双赢的活局？这将是我们在研讨会上探讨的中心议题。

　　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禁要回想到，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刚刚创建第一批合资企业的三十年前，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顾虑，是避免合资企业成为宝贵外汇资源外流的渠道。合资谈判，每每要谈到外汇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要保证汇往境外的外汇金额，不超出其从境外市场汇入的外汇金额。我们很能理解当年中国政府的担忧，然而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对该政策的有效性却提出质疑：这条政策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6万亿美金，仍然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一政策甚至往往起到了反作用。一些国际企业之所以没能更早地投资中国，正是因为这一规定。这又是“双输”的一个例子。我们又是如何走出困局的呢？主要得看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放宽外汇平衡政策，直到正式准许，对于在中国生产原本应从国外进口的生产设备的外国企业，可以不受外汇平衡条款的约束。另一方面，尽管该条款存在，国际企业出于对中国的未来的信心，仍然纷纷投资中国。他们相信，到真正想把利润从中国汇出的那天，将不会遇到麻烦，因为到那时这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我们可以从中总结点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两点。首先，我们不难观察到，当年中国为了保证其外汇储备，采取了两种方法。一为守势：即外汇收支平衡条款；二为攻势：即通过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为中国产品打开国外市场大门。这攻势远比守势来得见效，大家有目共睹，中国也心领神会。今天中国取得的建设成果令世人瞩目。其次，外国企业考虑到中国可观的市场规模，同时也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合作诚意，对于这条防守的政策并没有望而却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绕过这个条款。

　　面对我们今天关注的 “自主创新能力”问题，我们理所当然不能忘记历史教训。同样，中国有两个策略可以采取：守势或攻势。守势即拒外国竞争者于中国市场门外，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上策。一来中国脱离了国际创新的滚滚洪流；二来，少了竞争的鞭策，中国企业将难以跻身国际一流企业之列。攻势即客服恐惧心理，正视国际竞争，继续鼓励国际知名企业进入中国。然而在这点上，中国必须意识到情况已有所转变：三十年前，外国企业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今天，他们更在乎占有中国国内市场，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从外国企业方面而言，他们不应该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气馁，牢记一点：不管通过什么途径，重要的是巩固其在中国的市场地位。

　　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解决方案绝对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也就是说，绝对不是要求其中任何一方放弃自己的立场。解决方案来自于互动，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双方都作出退让的同时，也得到了回报，因为二十一世纪的协议，只可能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以史为鉴，如果我们实现不了双赢，我们立刻就陷入了双输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