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堡兄弟：未来一两年内会有良好的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熊敏 瑞典斯德哥尔摩报道

　　6月中旬，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大型跨国交易：瑞典银瑞达集团向德国大众售出瑞典斯堪尼亚重型卡车集团(Scania AB)全部股份。交易之后，银瑞达将套现44亿美金彻底退出Scania，而德国大众在该公司的持股将增加到37%(投票权增加到68%)。

　　作为这项大型并购的主角之一，瑞典银瑞达在中国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相比之下，银瑞达幕后家族控制的瑞典跨国公司却为国人所熟知。银瑞达集团的东家是瑞典第一大商业家族瓦伦堡(Wallenberg)家族，他们是若干知名瑞典企业的第一大股东，而这些企业已经在中国生根多年。

　　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公司包括：爱立信、伊莱克斯、ABB、萨博、阿斯利康，甚至还有2003年之前的沃尔沃集团。而瓦伦堡家族所控制的瑞典上市公司，其总市值占去2007年瑞典股票总市值的三分之一。

　　日前，本报记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银瑞达总部专访了家族的两位现任掌门人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和他的同龄堂兄马克思·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

　　前者是银瑞达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除了持有爱立信等10家瑞典蓝筹企业的股份之外，还掌管306亿瑞典克朗(约348亿人民币)的私募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这些基金曾经持股中国阿里巴巴（行情,资讯,评论）。

　　后者是斯安银行的董事长。斯安银行是北欧最大的银行之一， 也是瓦伦堡家族的创始企业。

　　在采访中，这对掌门兄弟向本报记者阐述了与德国大众交易的初衷。作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业家族，他们还讲述了已经传承到第六代的家族企业经验，以及和中国绵长的渊源。

　　《21世纪》：Scania是瓦伦堡家族经营时间最长的企业之一，家族经营了它92年。现在为什么要套现？

　　雅各布·瓦伦堡：这跟银瑞达一贯的商业模式有关。我们家族有句座右铭：唯一值得继承的传统就是弃旧从新。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具体投资项目，但是我们肯定是会继续投资的。这其中包括核心投资和私募基金。

　　马克思·瓦伦堡：这有利于Scania和银瑞达双方。对银瑞达来讲，现在提高流动性是明智的，在未来一两年内会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因为我们正在经历动荡时期。

　　《21世纪》：银瑞达集团下属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在中国持有10家公司股份，投资额在800万-1500万美元不等，出售Scania的股份之后是否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雅各布·瓦伦堡：有一些可能来到中国。这要看中国开放的程度。会不会继续有更多的公司要出售、上市和私有化。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 我们希望抓住中国的机会

　　《21世纪》：中国是瓦伦堡家族生意的重心，这里是爱立信和伊莱克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阿斯利康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家族在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雅各布·瓦伦堡：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始于中国领导人从1970年代后出国访问。

　　当时中国各地的政府领导人去瑞典考察，他们来到Astra(阿斯利康的前身)、爱立信、 ABB等。一般他们看工厂、产品和技术。跟我们家族的人吃午饭或晚饭，当时由我的父亲接待。

　　这一来，我们的人就得以受邀访问中国。我们认识了很多中国的领导人，他们都是1980年代访问了这些企业。

　　《21世纪》：2000年，雅各布·瓦伦堡加入上海市政府外国顾问委员会，2007年成为副主席。你作为上海市长外国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做了哪些工作，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帮助？

　　雅各布·瓦伦堡：顾问会有15年的历史，目的是在国际社会宣传上海。每年一次我们聚会谈一个话题，有一年是国际金融，另一年是环保发展。然后我们有24个小时跟市长一起讨论。

　　我想这个机构主要是一个建立联系的平台。在税法、劳动法、劳动安全方面，上海都分享了我们的经验。

　　《21世纪》：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瓦伦堡家族已经走到第六代，依然兴旺。家族的资产是如何在成员间分配的？

　　雅各布·瓦伦堡： 首先我们有一揽子家族基金。这些基金的钱是世代家族成员捐献的股份形成的。基金有专业公司管理。基金的目的是强化瑞典发展。它们每年的收入有80%都捐给瑞典的科研和教育事业，20%归入基金资产储备。

　　这些基金对维持家族团结很重要，有了它们，家族的资产不属于某个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出来说这些财产是我的。

　　其次，所有在家族持股企业里工作的人都不能从基金拿钱。他们的收入是工资化的。比如我是银瑞达的董事长，我的年收入是由股东决定的。除此之外，我也有股息收入。所有的收入我都要交税的。你可以到瑞典税务局的网站上查到我的交税信息。

　　《21世纪》：家族生意由谁来继承是如何决定的？如何培养继承人？

　　雅各布·瓦伦堡：我20岁的时候想做医生，可惜我没有考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商业感兴趣。在父亲的资助下我去美国沃顿商学院读书。之后我没有被安排马上进入家族企业，而是到JP摩根和一家英国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加入斯安银行。先在新加坡、香港做了一段时间，最后回到瑞典。当我1980年代从香港回到瑞典之后，我对银瑞达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派人去香港，因为中国正在剧变。

　　继承人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下一代家庭成员中谁对生意感兴趣。如果这个人对生意有兴趣，很多权力和财务纷争可以解决。